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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对做好外宣工作的启示
文章来源： 浏览次 2014-06-04 13:13:00
在延安的十三个春秋，是党在对外宣传工作上走向成熟、取得成功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在指导思想、机构建设、策略运用上日臻完善，取得了古今中外鲜有成例可与之比拟的宣传成效，成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坦因、贝尔登等，他们的报道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红色中国热”。在1937年、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又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1938年初，胡愈之先生组织翻译此书并以《西行漫记》在国内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就再版四次，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同时我们也看到，掌握大量外宣资源的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虽也有成效，但总的来说，问题丛生，弊端较多，导致抗战时期国际信誉下降，未能最大限度发挥争取国际同情和国际支持的作用，当然也不可能改变其最终失败的命运。正如先哲所言，历史孕育了真理，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理念高度契合，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深刻的教益。
一是对道路、理论的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谈到中国发展的道路时打了一个比方，“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两位领导人虽然讲话的历史条件不同，国际环境不同，但从对外宣传方面讲，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语言生动平实而又鞭辟入里，表达高度自信又充满力量，因而赢得广泛称颂和久远传播。对自身前途、道路、未来的高度自信，正是我们党对外宣传工作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不断传承、发扬光大的很高境界。正是对中国人民必胜、反动派必败的高度自信，形成了毛泽东主席语言的磅礴气势，赋予平实平凡以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动员力。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语言的恢弘气度，使家喻户晓的家常话，达到了动人心魄、发人深思的传播效果。自信是力量基础。中国古人讲，“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自信的力量是催生“气势”的基础，没有自信的气势，说话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能慑人、动人、感人。同时，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有了自信的底子，加上自如、自然的表述方式，就有了恰如其分的个性张显和风范展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是自主、主动的外宣态势。延安时期，党面临着内外重重围困和种种误解。针对这种情况，党在对外宣传上不是选择被动解释，而是主动出击，自主宣传。党努力开辟了从瓦窑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功访问延安。随后，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前前后后有数十位外国记者来到延安，还有1944年受美国政府派遣、专程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广交天下客，主动向他们阐述党的主张，主动向他们展示延安的实际情况，不仅宣传了党的主张，而且打消了外界的很多疑虑，形成了党“得道多助”、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失道寡助”的强大舆论攻势，为我们赢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波兰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评价说，这是“把一座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阳光透进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的外交活动中，积极主动阐述中国的主张，展示中国的形象，显示个人风范，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缩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关系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等表达，既是对中国外交生动的阐述，更是以我为主的主动宣示，把答辩和跟踪留给对方。把握主动权，使对外宣传的话语权处在上风，形成自主、主动的态势，这是从延安时期到现在党在对外宣传上形成的一个鲜明风格。
三是善于讲中国故事的文化底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这使得他们对外宣传中更容易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大量诗词，不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同时也贯穿着共产党人的信念、情怀和意志，具有强大的宣传动员力量。一首“沁园春·雪”，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广泛传播。毛泽东延安时期在接受采访、讲话、文章中，显示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信手拈来、恰如其分的引经据典，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使说话和文章更有说服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的致辞，题目就是出自《列子》的寓言“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此后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各种敌人、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鼓舞。上世纪70年代，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部长达12小时的反映中国的纪录片，题目就借用了“愚公移山”。国内外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引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讲信修睦”、“和而不同”，等等。这些植根传统文化、包含深刻哲理的“中国话”，优美而恰当，切实又深厚，真正是“华声实义”，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产生了强大的中国效应。从延安时期到新的历史时期，党在对外宣传上始终贯穿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推陈出新，化古益今，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实力和影响力。这种高度契合，对我们充分认识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目前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都具有深刻的启迪。
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的延安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己从事的对外宣传工作实际，我深切感受到有一根红线一脉相承，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我们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艰难困苦并没有遮挡住共产党人放眼世界的眼光和胸襟，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建立起了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最广泛的舆论、道义和智力支持。抚今追昔，感悟未来，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我们做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千千万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奋斗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和传播内容；全面、客观、真实的呈现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理念高度契合，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深刻的教益。
一是对道路、理论的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谈到中国发展的道路时打了一个比方，“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两位领导人虽然讲话的历史条件不同，国际环境不同，但从对外宣传方面讲，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语言生动平实而又鞭辟入里，表达高度自信又充满力量，因而赢得广泛称颂和久远传播。对自身前途、道路、未来的高度自信，正是我们党对外宣传工作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不断传承、发扬光大的很高境界。正是对中国人民必胜、反动派必败的高度自信，形成了毛泽东主席语言的磅礴气势，赋予平实平凡以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动员力。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语言的恢弘气度，使家喻户晓的家常话，达到了动人心魄、发人深思的传播效果。自信是力量基础。中国古人讲，“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自信的力量是催生“气势”的基础，没有自信的气势，说话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能慑人、动人、感人。同时，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有了自信的底子，加上自如、自然的表述方式，就有了恰如其分的个性张显和风范展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是自主、主动的外宣态势。延安时期，党面临着内外重重围困和种种误解。针对这种情况，党在对外宣传上不是选择被动解释，而是主动出击，自主宣传。党努力开辟了从瓦窑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功访问延安。随后，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前前后后有数十位外国记者来到延安，还有1944年受美国政府派遣、专程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广交天下客，主动向他们阐述党的主张，主动向他们展示延安的实际情况，不仅宣传了党的主张，而且打消了外界的很多疑虑，形成了党“得道多助”、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失道寡助”的强大舆论攻势，为我们赢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波兰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评价说，这是“把一座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阳光透进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的外交活动中，积极主动阐述中国的主张，展示中国的形象，显示个人风范，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缩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关系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等表达，既是对中国外交生动的阐述，更是以我为主的主动宣示，把答辩和跟踪留给对方。把握主动权，使对外宣传的话语权处在上风，形成自主、主动的态势，这是从延安时期到现在党在对外宣传上形成的一个鲜明风格。
三是善于讲中国故事的文化底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这使得他们对外宣传中更容易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大量诗词，不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同时也贯穿着共产党人的信念、情怀和意志，具有强大的宣传动员力量。一首“沁园春·雪”，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广泛传播。毛泽东延安时期在接受采访、讲话、文章中，显示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信手拈来、恰如其分的引经据典，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使说话和文章更有说服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的致辞，题目就是出自《列子》的寓言“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此后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各种敌人、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鼓舞。上世纪70年代，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部长达12小时的反映中国的纪录片，题目就借用了“愚公移山”。国内外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引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讲信修睦”、“和而不同”，等等。这些植根传统文化、包含深刻哲理的“中国话”，优美而恰当，切实又深厚，真正是“华声实义”，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产生了强大的中国效应。从延安时期到新的历史时期，党在对外宣传上始终贯穿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推陈出新，化古益今，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实力和影响力。这种高度契合，对我们充分认识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目前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都具有深刻的启迪。
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的延安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己从事的对外宣传工作实际，我深切感受到有一根红线一脉相承，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我们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艰难困苦并没有遮挡住共产党人放眼世界的眼光和胸襟，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建立起了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最广泛的舆论、道义和智力支持。抚今追昔，感悟未来，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我们做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千千万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奋斗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和传播内容；全面、客观、真实的呈现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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