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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文章来源:  浏览次  2020-07-31 18:11:06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 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 拉开了整顿三风的序幕。为了推动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前,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对文艺界的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上,毛泽东提议在延安召开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得到一致同意。毛泽东请周扬、李伯钊两位草拟了一份名单,中央办公厅 按照名单发出100多份油印的粉红色油光纸请柬。请柬上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 ,特定 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23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召开。
      2日下午开第一次会。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首先由毛泽东讲话,这就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
      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 的任务。”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朱总司令的队伍,还要依靠鲁总司令(指鲁迅)的队伍。(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文艺工作者围绕这5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毛泽东细心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用笔记录下大家发言的要点。
      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发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认真听取同志们的发言。毛泽东坐在长条桌前,用铅笔在稿纸上飞快地记着。会议的气氛热烈、民主、 活跃。延安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的感受。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 《小放牛》?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 皮、红 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毛泽东笑着赞许他们做得对,并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好的节目为群众演出;不然,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风趣逗笑了。
      何其芳说:“听了毛主席‘引言’中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丁玲在发言中针对“暴露”和“歌颂”的问题说:“文艺到底应该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如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予热情地讴歌,但对于黑暗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对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在《 讲话》的结论部分中指出:“无论是进步的、落后的、光明的、黑暗的,我们文艺工作者暴露和讴歌都应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  
      艾青在发言中提出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下,文艺与政治是殊途同归的。文艺有自己的特殊性,虽然应该服从政治,但不能变成政治的附 庸物和留声机。反之,政治也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并表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从前线回来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们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发言后,毛泽东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情况,提的意见很好。” 会议的气氛很活跃,但矛盾也很尖锐。在发言中,有 的人从空洞的理论出发,讲“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了一个多小时。听的同志忍不住喊道:“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有人宣传“人性论”,说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还有人说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前两次会议在一楼内举行,第三次会议因来的人多,到了晚上,机关干部也都赶来听毛主席的报告,人越来越多,室内十分拥挤。有人建议在楼前广场上,用三根木棍支起一个架子,吊了一盏汽灯。会议就移在楼前广场开。
最后一天的会上,由朱德同志首先讲话。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他针对人人认为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时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并说:“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 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了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多了,大家看我干的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能颂呢!”他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穿的、住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朱德讲完以后,会议稍休息。参加会议的100多人在楼前合影留念。
      下午吃过饭,毛泽东在楼前发表了关于《讲话》“结论”部分的演讲。
      他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天我出题,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和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联系“五四”以来革命 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这一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
接着他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前提,讲了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他在讲话中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解决了文艺界的根本问题,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它将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会后,只在各个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文艺团体进行了会议精神传达。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座谈会结束一周之后,毛泽东来到位于延安城东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检查整风工作, 并对全院师生发表了讲话。他说: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小树苗长起来的。并提出大家要从小鲁艺毕业后到大鲁艺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有的奔赴前线,有的上山下乡深入基层,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周文是一位左联时期的知名作家。到延安后,他为大众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著的成绩,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在参加文艺座谈会后,主动要求到晋西北,深入第一线。党组织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地对周文说:“你是好的,到晋绥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周文到晋绥边区,为培养青年作家做了很多工作,青年作家马烽、西戎写作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周文的培养指点是分不开的。
      座谈会上,艾青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1943年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长诗《吴满有》,介绍了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事迹。长诗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后来,艾青又参加秧歌队的工作,写了一篇《秧歌剧的形式》,把文章送毛泽东指教。毛泽东1944年5月27日就艾青的文章致信胡乔木,信中写道:“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多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6月27日,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会议在延安召开。丁玲和欧阳山尊也参加了会议。通过采访,丁玲写了关于靖边县新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尊写了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的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6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两篇文章。毛泽东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于7月1日致信丁玲和欧阳山尊:“天要快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和丁玲、欧阳山尊交谈时,高兴地对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丁玲于解放战争时期又写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周立波在1946年冬季,参加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后,写了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巨著《暴风骤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秧歌剧《兄妹 开荒》、《 夫妻识字》、大型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秦腔现代剧《血泪仇》、新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先后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先后发表,边区文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文章来源:《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