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好“延安故事”到讲好“中国故事”

       大革命失败之后， 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转向农村。 反“围剿 ”的失利 ，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困难重重，党的形象建设工作更是难以开展。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斯诺深入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 回到北平后， 斯诺将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发表在英美的主要报刊中，并整理成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交付出版。该书详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 、主张、发展历程和救国行动，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一个与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白色中国”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的存在。
      《红星照耀中国》大获成功，短短一个月内就连续出了五版，发行数超过了10万册。此后 ，该书又被“相继翻译成法、德、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很多外国友人通过阅读此书，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国内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此书的鼓舞，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又名 《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 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对海内外的听众讲述了美丽动人的“延 安故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形象。在必须讲好 “中国故事”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剖析其成功的奥秘，意义尤为重要。 新时代，如何让世人认识当代中国？如何让国人增强“四个自信”？如何让外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这需要别人全面客观地看，也需要我们生动准确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讲好 “延安故事”的? 
      斯诺访问延安和《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无心插柳柳 成荫”的事件。考察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条件下充分发挥政治智慧的结果。
真诚开放 ，巧妙引导，让斯诺充分感受真实的延安。 
      斯诺到达陕北苏区后， 中国共产党首先 开诚布公地接待他。 他并没有被要求“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也没有被“约法三章”。 中国共产党做的只是竭力敞开大门，帮助斯诺“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 各个方面的材料”，并明确告诉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 对此， 斯诺大为威动，而且确信他了解到的延安、共产党和红军都是真实的。在让斯诺戚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自信和开放的同时，党对于斯诺的采访给予了巧妙的引导，以保证党和红军的精神风貌可以充分完整 地展现在斯诺面前。首先，周恩来为斯诺专门制定了一份为期92天 的行程表，这份行程表涵盖了斯诺想要寻找的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其次，党帮助斯诺设计了许多关键的访谈环节，确保斯诺把握“延安 故事”中最核心、最权威、最有价值的信息。如，斯诺在延安期间， 曾采访了毛泽东等一大批军政领导同志。毛泽东和斯诺谈话的议题 非常广泛，涉及内政、外交、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毛泽东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等等。毛泽东非常重视与斯诺的谈话，采访“总是在晚间”开始，“每次谈话往往继续到翌晨两点钟”。为了保证采访的精确性，斯诺将采访内容“用英文记下来 ”，然后“翻成中文”，交给毛泽东校阅。中国共产党对于斯诺采访活动既开放又加以引导的策略，确保了斯诺所获得的信息是真实、完整和可靠的，这是《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能够轰 动世界的根本原因。高度重视，具体领导，让“延安故事”通过斯诺之口传播开来。党不仅精心安排斯诺在陕北的整个采访活动，而且对于此后“延安故事”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具体领导。在斯诺结束采访离开根据地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后续工作， 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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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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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和流通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运作 的产物。首先，为了让“延安故事”能够更好地在中文世界传播，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的共产党人胡愈之把斯诺的书翻译成中文并发行 出去。胡愈之组织了一批左翼人士在很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还成立了“复社”来承担出版工作。在印刷环节，为了缓解 资金压力，党领导下的印刷工人们在没有收到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迅速 开工并完成印刷任务，薪酬是在书籍发行后才补领的。为了克服流通的障碍，胡愈之等人还将书名改成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由于党的具体领导和指挥，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的翻译、印刷、发行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创造了出版印刷界的一个奇迹。
       中国共产党还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及外围组织 ，配合助力《红星照耀中国》的宣传。许多出版社被集结起来加入到该书的推广行列之 中。《西行漫记》出版后，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多次再版，还出现了多个版本的翻印本和抽印本。比如，战士出版社以《西行散记》和《西 北新社会》的书名出版此书；上海明明书店为此书取名《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和救亡社则分别换上了《中国的新西北》和《中国的红区》的书名进行出版。还有一些书店抽印了《西行漫记》中的部分内容，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中共主要领导人、 红军战士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延安的故事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和运作之下翘速传播开来，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宣传效果。
      我们如何讲好 “中国故事”?
      当今，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力量已非当年偏居陕北一隅时可比，但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上成功讲好“延安故事”的案例对于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有以下几点借鉴和启示。
      第一，必须明确故事的主题和主体。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要想对外讲好自己的故事，必须首先对自己的故事有清晰明确的定位，要对故事的主题和主体成竹于胸，才能在纷纷扰扰的舆论战中立于 不败之地。否则，便意味着把讲故事的主导权和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 拱手让人。当年斯诺并不是被请过来为共产党编写延安故事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才是延安故事的唯一作者，斯诺到访之前，党对延安故事的主题和主体都已十分明确，斯诺的作用是来听共产党讲故事、 而后再把这个故事有效地传播出去。试想，如果共产党对延安故事的 主题或主体没有定见，只是被动地配合“斯诺们”采访，那结果必然是“一百个斯诺就会产生一百个版本的延安故事”。其后果必然是共产党丧失讲故事的话语权，并导致谬误的流传。
      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和主体作出清晰界定。
      第二。要以清醒的头脑选好故事的讲述者。当年，希望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在选择由谁来讲逋“延安故事”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并保持了 清醒的政治头脑。首先，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的记者难以得到国人的信赖，而俄国记者会因为政治立场而受到各国怀疑。美国记者则不存 在这些问题。那时，党还希望通过国际舆论来迫使蒋介石接受自己的抗日主张，期待“美国能更积极反对日本，并联合各国”，因此美国记者是采访报道陕北苏区的最佳人选。在众多美国记者中，中共最终挑选了斯诺，这主要是考虑了他的个人特质。斯诺“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具有极好的国际公信力。斯诺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我并不想用自己的经济或政治理论去解 释当今的局势变化，不管这些理论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墨索里尼的或罗斯福的。”  
      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慎重考虑和选择讲述者，如果选错了讲述者，不仅起不到正面的宣传作用，反而会给党的事业造成 “负资产”。
      第三，必须全程参与讲故事。实施强有力的领导。讲好“延安故事”的历史表明，党必须始终高度关注，实施通盘领导和把控，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当年，斯诺一到中国，宋庆龄等人就积极与之接触，这“对于斯诺的成长和觉悟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斯诺进入陕北苏区之后，周恩来为其专门制定行程表并安排访谈人、参观内容等。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通过书信与斯诺保持联系，还托人寄送“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收阅，并为宣播”。可见，《红星照耀中国》对“延安故事”的讲述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离开党 的领导。这是讲好延安故事的重要保障。显然，今天要讲好“中国故 事”，同样需要党对各个环节高度重视并给予强有力的领导。
      第四，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利用国际局势扩大故事的传播 效果。“延安故事”讲越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形势，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都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当中。然而，西方主要大国态度暖昧，投降政策、孤立政策及绥靖政策大行其道。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用极大的篇幅翔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进行的卓越努力，以及共产党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行动。这个故事立刻引起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强烈共鸣。应该说，这是《红星照耀中国》能在当时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决不能犯不顾国际局势变化而自说自话 的错误，应时刻关注世界大势，找准世界舆论的热点和脉搏，学会顺势而为，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宣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一个外宣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宣问题，需要国际国内宣传内外贯通、同频共振。传播中国声音，不仅是一个舆论传播问题，而且是一个软实力培育问题，需要经济支持、文化着力。共塑中国形象，不仅是宣传者的问题，而且是所有人的问题，需要共谋共享、齐抓共管。 

摘自：“延安故事”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